什么样的盗墓者才配叫“摸金校尉”
2016-03-16 来源：未知
自从根据盗墓题材小说《鬼吹灯》改编而成的电影《寻龙诀》热映后，电影中的“摸金校尉”竟一时 成为盗墓者的代称，例如近日辽宁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对盗墓团伙庭审判决一事，也被新闻以“辽宁30名摸金校尉获刑”为题报道。新闻一发出，马上有网友在回复 中调侃该团伙“连‘摸金符’都没有，怎么也敢称摸金校尉”。事实上的确如此，在中国，盗墓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史不绝书，但并非所有盗墓者都能被冠以“摸金校 尉”之名。狭义的“摸金校尉”特指东汉时期曹操所设的一个专司盗墓取财的军职，而广义上则可指中国历史上的官方（或军阀）盗墓集团，例如同为曹操所设的 “发丘中郎将”、南宋时期伪齐政权设置的“淘沙官”等。当然，还有如五代时期的温韬、民国年间的孙殿英这样的“盗墓名人”，虽未设专司盗墓的官职，也可包 括其中。总而言之，“摸金校尉”至少应是“官盗”才适用的词。
秦始皇陵，盗墓史上最醒目的坐标
自 先秦时期始，中国就有“事死如事生”“事亡如事存”的说法，即使是寻常百姓家，死者生前认为珍贵的物品通常会在其死后随棺一同安葬，而王侯将相更不用说， 他们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气，墓中财宝多不胜数，无论是已被人们所熟知的秦陵兵马俑、殷墟妇好墓，还是近日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，莫不如此。奢靡的厚葬必然引发 盗掘现象，先秦经典《孔子家语》中就记载，鲁国正卿季平子死后，他的儿子和部下准备以美玉、珠宝作为陪葬品，孔子听闻后前往劝说：“送而以宝玉，是犹曝尸 于中原也。其示民以奸利之端，而有害死者，安用之？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，忠臣不兆奸以陷君。”最终说服了操办后事的人。孔子将厚葬等同于曝尸，实际上也反 映出早在先秦时期，盗墓现象就已很普遍。除了孔子之外，与儒家争鸣了上百年的墨家始祖墨子也主张“节葬”。可惜先秦诸子的主张并不被后世帝王所接受，就在 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后，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为自己筑起一座空前宏大的陵墓——秦始皇陵。
2012年6月9日，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进行20 年来最大规模考古发掘，现场发现大量木炭，系人为放火焚烧痕迹，专家称项羽是破坏兵马俑的最大嫌疑人。
如 前文所述，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，到战国末期，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。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，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。以 秦皇陵为例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记载了修筑经过：“始皇初即位，穿治骊山，及并天下，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，穿三泉，下铜而致椁，宫观百官奇 器珍怪徒臧满之。令匠作机弩矢，有所穿近者辄射之。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关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以人鱼膏为烛，度不灭者久之。”其中的“机弩 矢”显然为防盗之用，而“水银”则是装饰与防盗二者兼之。更为骇人听闻的是，始皇入陵后，秦二世担心筑陵工匠泄密，竟下令“闭中羡，下外羡门，尽闭工匠臧 者”，以至“无复出者”。可见秦帝国为防止皇陵被盗，已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尽管古书中一 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，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，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、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，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 大规模盗掘。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，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“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”。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 秦皇陵被盗之事，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，反对奢靡的意愿，给予君王“哀哉送死厚，乃为弃身具”的警醒。奢华、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 一座醒目的坐标，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“官盗”最主要的两大动机：取财或政治复仇。
摸金发丘，曹操首创“官盗”体系
秦 帝国的掘墓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死，他的对手刘邦建立汉帝国后，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——开始设守冢人。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，而刘邦却为之专设“守冢二 十家”。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。此外，原六国君臣的陵墓也被刘邦指派了守冢人，此举标志着“战国末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中，各地纷起的盗掘 君王贵族陵墓之风，终于开始受到官方的制止”。到了班固著《汉书》时期，“掘冢”已被称作“奸事”，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。
尽 管汉朝政府已命令禁止“掘冢”，但民间的盗墓行为依然屡禁不止，甚至有济东王刘彭、广川王刘去这样的不法贵族参与其中。严格来说，这个刘彭掘墓的动机不能 称为“盗”，此人残忍嗜杀，常以割剥、肢解、烹煮等方式残杀后宫女子。作恶后的刘彭因担心受害者鬼魂报复，竟“掘出尸，皆烧为灰”。至于广川王刘去，完全 就是一个以盗墓为嗜好的少壮贵族，据《西京杂记》载，魏襄王墓、魏哀王冢、晋灵公墓、周幽王墓等皆遭刘去盗掘，但此人更出格的行为是竟盗掘了当朝大臣袁盎 的墓，这位汉文帝时期名臣的墓穴中“以瓦为棺椁，器物都无，唯有铜镜一枚”，令刘去大失所望。刘彭、刘去这两名贵族的掘墓行为既非为求财，又非政治报复， 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惧而衍生的变态行为，后者“发古冢”的事迹则是出于好奇心，他们可算作盗墓者中的异类。
乱 世之时，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，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《淮南子・兵略》中已经将“毋抉坟墓”作为军纪之一，但到了西汉末年，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 墓、毁墓事件。王莽篡汉后，政局动荡，起义军遍布各地。当起义军逼近长安时，王莽以囚徒组成一支临时部队迎击，哪知这支部队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，将王莽宗 族的坟墓尽数挖掘，并“烧其棺椁及九庙、明堂、辟雍”。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，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，据《汉书》载，除霸陵、杜陵完好外，“宗庙园 陵皆发掘”。赤眉军掘陵过程中，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赤眉军“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，遂污辱吕后尸。凡贼所发，有玉匣敛者率 皆如生，故赤眉得多行淫秽”。
2010年6月12日，河南安阳曹操墓发掘现场，盗墓贼留下的盗洞。曹操墓被盗、破坏十分严重。曹操当年设置军职专司盗墓，最后自己的墓也未幸免。
东 汉末年，黄巾之乱引发了持续近百年的军阀大混战，中原大地战火四起，苍生倒悬，尽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之惨象。另一方面，根据乱世起而盗墓昌的规 律，汉魏之际也是集团盗墓行为的高峰期。黄巾之乱被平定后，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专权，曹操、袁绍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。公元190年，势如破竹的讨 董联军攻破虎牢关，进逼洛阳，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。据《三国志》载，董卓离开时放火焚烧洛阳宫室，并“悉发掘陵墓，取宝物”。而在《后 汉书》中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掘陵行为是董卓指使吕布“发诸帝陵，及公卿已下冢墓，收其珍宝”。董卓的掘墓行为很快被讨董联军列为罪行，袁绍与众诸侯歃血为盟 时的誓词中便有“发掘陵墓，虐及鬼神，过恶烝皇天，浊秽薰后土”之语谴责董卓。
与董卓 焚城掘陵的粗暴行为比起来，讨董一方的曹操则使用了“名正言顺”的方法——设置专司盗墓的军职。在军阀混战，群雄逐鹿的时代，军饷与物资对于军事集团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，为弥补军饷不足，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（掠夺），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（盗墓），例如《鬼吹灯》与《盗墓笔记》中常提及的“摸金校尉”与 “发丘中郎将”就是曹操所设。关于曹操在军中设置盗墓军职的说法最早出于陈琳所作的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一文，该檄文中指责曹操“特置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 所过隳突，无骸不露”。其中还专门提及曹操发掘梁孝王陵墓之事：“……又梁孝王，先帝母昆，坟陵尊显，桑梓松柏，犹宜恭肃，而（曹）操帅吏士，亲临发掘， 破棺裸尸，略取金宝，至令圣朝流涕，士民伤怀。”
也有人认为，曹操军事集团“发丘摸 金”一事出自讨伐檄文，有“污过其虐”之嫌。不过，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，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：“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恶止其 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”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，而他说的“罪状孤而已”以及“恶恶止其身”等话，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 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。有意思的是，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，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，设了诸多“疑冢”。民间传 说，曹操的“疑冢”有72处之多，这也是一种新的防盗之法。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时也摆了一盘“十三城门同时出棺”的迷魂阵，与曹操的“疑冢”可谓 殊途同归。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却是一位坚持要子孙对自己进行薄葬的皇帝，他要求自己的墓地中不建寝殿，不藏金银铜铁。因担心后代不遵从自己的意愿，曹丕甚 至发了毒咒，说如果不这样做，自己将被“戮尸地下，戮而又戮，死而重死”。
汉末三国这段动荡时期里，军事集团对陵墓破坏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，民间墓冢遭军队盗掘、破坏的记载多不胜数，与曹魏、蜀汉三分天下的孙吴政权亦“发长沙王吴芮冢，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”，开创了发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。
中国帝王陵分布图：从中国的地理形势上看，每隔8o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。热衷风水术的唐宋开始在群山中寻找“龙脉”，认为这些群峰跌宕起伏、厚实且藏风聚气，是风水宝地，龙脉集结处更佳。中国历代帝王都不约而同地把陵墓确定在这些地方。
从“淘沙官”到掘陵“厌胜”
两宋时期，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。宋人编著的文言小说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盗墓的故事，但大多以盗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为结局。然而在靖康之难后，宋室南迁，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“淘沙官”。
伪 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，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，于宋绍兴二年（1128年）受封为“大齐皇帝”，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。刘豫所设的“淘沙官”是 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“官方盗墓机构”（曹操设的“摸金校尉”属于军方机构）。关于他设此职的动机，《大金国志》中记载是因 为“西京士兵卖玉注椀与三路都统，（刘）豫疑非民间物，勘鞠之，知得于山陵中”，于是任命刘从善为“河南淘沙官”，谷俊为“汴京淘沙官”，前者负责“发山 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”。后者“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”。可见“淘沙官”的职位名称前虽被冠以地名，但两者实则不以地域为划分，而是以墓葬类别 分职，不同等级的陵墓都被作为发掘的对象。
《宋史》记载，自刘豫设“淘沙官”后，“两 京冢墓发掘殆尽”。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，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，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“摸金校尉”相似，主要是为了取财。 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，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，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“厌胜”（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、物或魔怪 的目的），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明代的民变中，“尽掘其 先人冢墓”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。崇祯年间，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，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 家武陵时，杨嗣昌已死，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“发其七世祖墓，焚嗣昌夫妇柩，断其尸见血”。此外，同时期还发生过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动民众挖掘、明王妃冢 遭盗发等事例，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，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。
明 太祖朱元璋原为凤阳人士，凤阳的皇家陵墓中安葬着他的父母及兄嫂、侄儿的遗骨，陵园区外有城垣，内有护所、祭祀设施，陵前竖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双成对的石 像生。后来明皇室虽迁至北京，但对凤阳的皇陵历来保护有加。1635年，李自成攻克凤阳后，下令“焚皇陵”，继而引起天下震动。李自成此举的动机一方面固 然是出于政治报复式的泄愤，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农民军将领们笃信风水之说，认为焚毁凤阳皇陵可以破坏明王朝的国运，达到“厌胜”的效果。所以在“焚皇陵” 后，农民军竟因此“势大炽”“声势益张”，士气空前振奋。明王朝则与之相反，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凤阳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，崇祯皇帝闻讯后， 身着素服哭祭太庙，并将“渎职”的漕运都御使杨一鹏斩首。到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对李自成耿耿于怀的崇祯皇帝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派明将汪乔年“发 （李）自成先冢”。巧合的是，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，逼得崇祯皇帝自缢，灭亡了大明朝。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稳，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来的清军击 败，仓皇撤离北京，并于次年败死于九宫山。于是民间很快便有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相挖祖坟，互坏风水的传说，大致是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李自成挖了凤阳皇 陵，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也是因为李氏祖坟被崇祯派人给掘了，将两个政权崩溃的原因归结为挖祖坟。这种传说只可能是后人对掘墓“厌胜”之说的一种附会。
其 实相信掘墓能“厌胜”的并非只有李自成，在清廷与南明朝廷的战争中，清军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明将郑成功部，进占漳州后，济度“尽发郑氏墓”，想以此诅 咒郑家军。在整个清代的战争中，这种发掘敌方墓冢的野蛮行为很常见，无论是求财、复仇或“厌胜”，军事集团的盗墓行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。
东陵遗恨
清东陵墓葬分布图，清东陵的15座陵寝按照“居中为尊”、“长幼有序”、“尊卑有别”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。
民 国成立后，中国虽已在名义上走出帝制，但新兴掌权者们的身上依然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。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再次应验了“乱世起，盗墓昌”的规 律。1928年7月，距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，宣布北伐完成才刚过一个月，一宗由军人集团主导的盗墓大案震惊了全国。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东陵，主使军阀 孙殿英从此被冠以“东陵大盗”之头衔。此时离清王朝灭亡尚不足20载。
清东陵位于河北 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，自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开始修建，前后历时247年，陆续建成大小15座陵园。东陵埋葬着清朝的5位皇帝、15位皇 后、136位妃嫔、3位阿哥、2位公主共161人，晚清时期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死后也安葬于此。实际上东陵被盗劫并非到民国才发生，早在1900年庚子 国难时期，八国联军就对东陵进行过洗劫和破坏。此外，担任护陵大臣的清室贵族毓彭也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，导致许多陵寝中的随葬珍宝被盗卖到市场上。当 然，东陵遭遇最严重，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盗掘，是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策划的一起集团武装盗墓行动。
清东陵慈禧陵的地宫入口，当年孙殿英就是从这里炸开进入盗宝。
孙 殿英早年出身行伍，北伐战争前夕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，北伐开始后，孙殿英奉命率部与国民党的北伐军多次交战，但败多胜少，一路向北溃 退，最终于1928年改旗易帜，被国民政府收编。当时北洋政权濒临崩溃，国民政府的影响又还没完全建立，整个河北地区盗匪四起，秩序大乱。在这段破而未 立、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里，如同一座宝库的清东陵无疑成为令军阀与土匪武装垂涎三尺的肥肉。早在1928年6月，奉系军阀集团第28军岳兆麟部的马福田团 占据马兰峪后，就滋生了盗掘东陵之心。此时，孙殿英的部队驻扎于马伸桥，据东陵仅有10公里左右，同样想盗墓的他立即以剿匪为名，于7月2日夜下令下属的 第8师师长率一团兵力攻击马福田部。两个盗墓集团进行了一轮厮杀后，马福田战败西逃，孙殿英部成功控制了东陵。7月3日，“在孙殿英直接指挥下，谎称进行 军事演习，驱逐守陵人员，切断交通道路。又于深夜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墓门，官兵蜂拥而入，破棺掠尸，将能够抢夺的珍宝洗劫一空”。
裕 陵与定东陵分别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寝，也是东陵盗墓案中遭洗劫最严重的两座陵墓。乾隆生前自称为“十全老人”，没想到身后却落得陵墓被盗，死无全尸 的结局。据《世载堂杂忆》载，乾隆帝陵遭洗劫后，他的遗骸“下颏已碎为二，检验吏审而合之。上下齿本共三十六，体干高伟，骨皆紫黑色，股及脊犹黏有皮 肉。……大体虽具，腰肋不甚全，又缺左胫，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，竟无从觅”。而该书记载慈禧墓被盗的过程则更为具体，孙殿英的部队剖棺时，“西太后面貌如 生，手指长白毛寸余。有兵士大呼，速以枪杆横置棺上，防僵尸起而伤人……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颗，亦放白光。玉枕长尺余，放绿光。其他珠宝，堆积棺中无 算。大者由官长取去，小者各兵士阴纳衣袋中。众意犹未足，复移动西太后尸体，左右转侧，悉取布满棺底之珠宝以去……”东陵在遭孙殿英盗发后，又有“土匪继 入拾遗”，无数珍宝被洗劫一空，损失不可估量。
十几年后，孙殿英向军统局的文强谈起了 东陵盗墓的往事，孙本人坦言的确是他下令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，并承认盗得不少宝贵的陪葬品。他还对文强说，自己后来将从乾隆墓中取得的一颗宝贵的朱红 朝珠作为见面礼赠给戴笠，并托戴笠把他从慈禧口中取出的夜明珠转送给宋美龄。此外，文强在《孙殿英投敌经过》一文中还记录了孙殿英对自己盗墓行为的“解 释”，他自称祖上是明末抗清殉国的名臣孙承宗，说:“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，不得不报仇革命。孙中山有同盟会、国民党，革了满清的命；冯焕章（冯玉祥）用枪 杆子去逼宫，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。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，只有革死人的命……”同时，他还列举了乾隆帝的暴行，“像吕留良，戴名世这样的 人，都被开棺戮尸，我虽不才，亦知道佛经有言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。
孙殿英的这番自辩 显然想告诉文强自己的盗墓动机并非为了求财，而是像伍子胥那样是为国仇家恨而掘陵，即其所谓的“对得起大汉同胞”。但根据当时东陵遭劫记述以及其部所洗劫 的珍宝数量来看，他的行为又与五代时期的“华原贼帅”温韬没什么本质区别。此外，孙殿英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，接受伪职，这更难让人相信其盗墓的动机中带有 “民族主义的影子”。（文/周渝）
节选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6年2月上独家稿件，有所删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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